盛夏的歙县棠樾牌坊群，蝉鸣与快门声交织，来自安徽师范大学的14名学生，在安徽省黄山市完成了一场特殊的“数字勘探”——他们不只满足于用镜头和文字记录古建筑、三雕与画作，同时试图让代码学会理解徽州。

徽州文化资源庞杂厚重，国保省保古建、徽州三雕、新安画派等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地域文化体系。然而，传统传承长期面临共性困境，文物孤立保存，艺术割裂研究，大量民间史料散落于乡野，人文研究与技术手段彼此脱节。传统保护大多止于“存档”，难以实现“活化、串联、解读、传播”。

这支名为“数字寻徽”的实践团队，集结了新闻、历史、计算机三个专业的青年学生。他们的任务不是简单的田野采风，而是为学校正在攻坚的“徽学大模型”采集底层数据，同时孵化三个子课题：国保省保传播分析、新安画派AIGC视觉转译、建筑与三雕数字化建档。三个方向看似各自独立，却在同一套技术逻辑下彼此咬合，让文化遗产从“被看到”走向“被理解”，转化为永续传承的数字人文工程。

实践团队走进徽州田野，以古建筑为承载底座，同步完成三重文化资源的一体化影像与文字采集。在歙县郑村的宗祠内，光线从天井斜落，照亮两侧的楹联与斗拱上的木雕。队员架起三脚架，对门楼砖雕和梁枋进行逐段记录，古建是骨架，三雕是肌理，两者共生一体。在棠樾牌坊群，队员对着刻有“乐善好施”的石坊反复拍摄，阳光下字迹的深浅变化被镜头忠实记录；在新安画派名家故居，队员用相机记录下画作中笔墨的走向，同时走到户外，拍摄与画作对位的山水实景。碑刻题记、工匠访谈、村民口述，全部进入田野日志。

在拍摄间隙，新传专业队员朱嘉静深有感触：“每一张照片背后，都对应着某一条族规、某一次祭祀。在课堂上学到的宗法制度，只是一个抽象概念。在这里，宗族是一套完整的空间、文字、仪式系统，而我们正在把它变成可检索的数据。”

这是一次对徽州文化生态的系统性数字化摸底，实践期间，团队覆盖黄山市徽州古城、渔梁、郑村、潜口、呈坎等近十余处国保省保单位，采集高清影像、口述录音、宣传物料等各类型素材逾万份。

白天，素材采集组兵分三路，分别聚焦徽派建筑、新安画派实景、国保省保单位，高清照片、视频、碑刻题记、访谈录音同步完成；现场宣传组则同步产出短视频和新闻稿；课题数据组负责收集游客评价、场馆讲解、线下宣传物料，为传播分析提供线下校验数据。夜晚，后端技术组接收云端传回的数据，开展清洗、标注与模型微调。

数字人文实践的核心在于解决“采集之后怎么办”的深层问题，这是一场跨学科的“翻译”过程，历史学出身的队员向计算机专业的队友解释徽州建筑中“天井”与“四水归堂”的文化含义，帮助模型理解空间符号背后的宗族逻辑；新传专业的学生则把数据标注的严谨性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叙事语言；计算机专业的队员向文史队友演示知识图谱的关联算法，解释语义检索的底层逻辑。

“白天是田野，晚上是实验室。”实践期间，带队教师祝虻常用一句玩笑话形容实践团队，同时希望通过这种“全流程实战”方式，帮助学生理解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技术边界与伦理前提。

真正触动参与者的，或许是认知的转变。在徽州文化中，祠堂是最具信息密度的空间。它不仅是建筑实体，集砖雕、石雕、木雕于一体；更是一套知识系统，空间布局对应宗族等级，匾额楹联承载道德训诫，碑刻铭记记录土地权属与公共事务。在棠樾，村民向导指着女祠“清懿堂”的匾额，讲起祖上如何制定族规维系乡邻和睦，队员将这段口述转写为文字，与匾额拓片、地方志中关于该宗族的记载一并入库。AI模型据此在语义层面建立“清懿”与具体宗族行为之间的关联。

计算机专业队员调试模型时解释了核心逻辑：“技术不是为了替代，而是为了连通。”想要让AI学会理解文化，先要让文化变成可计算的数据，零散文化资源由此转为结构化数字数据库，成为可解读、可溯源、可活化的活态文脉，就是用技术承载人文，用数据留住文脉，打破文史与理工的学科壁垒。

当这批数据完成结构化标注，团队计划返回到采集地，向村民展示一幅数字化的宗族知识图谱。正如团队中博士生吕珺在田野日志中写道：“祠堂不只是建筑，它是一套用砖木写成的文本，可读，也可计算。”

实践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数据库扩容，而是让青年在“采集—转译—传播”的闭环中完成文化认知的闭环：从田野中找回散落的民间史料，用技术手段恢复其语义，再以数字形式重新归还给公众。这是一条从“被讲述”到“可计算”的新路径，也是数字人文教育的一种样本。

实践指导教师、徽学大模型首席专家徐彬常说：“这群学生正在做的是一场文明的翻译，把砖木、笔墨、口述转译为0和1。数字人文不是给文化做减法，而是给传承做加法。”对整个团队而言，徽州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它是一组数据，一个算法，也是在快门声和代码里找到的文化坐标。